在监护期间，领主获得土地的租金并为己所用。

且律有八议，勋贵在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耻辱刑通常会给受刑人贴上难以磨灭的犯罪标签。

其实这也就体现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既然是自己身上的东西就当全而归之之意。这里提到的可杀而不可辱限定的主体是儒者，即知识分子阶层，这些人熟读经书，有尊严、讲气节。对于士，《白虎通义?瑞贽》云：士以雉为贽者，取其不可诱之以食，慑之以威，必死不可生畜。传统的诸如限制自由的徒刑、发配边疆的流放刑、带来肉体痛苦的鞭笞之刑，在以上这几个效果方面，都远远不如耻辱刑，一方面是因为这些主流刑罚行刑方式都不惨烈，仅仅只是限制受刑人某些权利或限制人身自由，或是给受刑人带来一些皮肉痛苦。这几种耻辱刑通过行刑在受刑人身体上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既惩罚羞辱了受刑人，又向社会传达了对其罪行的否定性评价。

在这种文化背景的熏陶下，中国古代的某些耻辱刑对于官员来说就变得非常的具有惩戒性了。四、结  语 正是基于前述自然与人性基础、社会政治的需要以及文化和观念的基础，耻辱刑才能有惩戒犯罪、教育大众的效果，才能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刑罚。坚持以双重职能的定位为前提，随之应当探讨的问题即，我国应当如何更加合理地划分管理与服务职能的实现方式？ 我国当下法律援助机构内部并不区分管理人员与服务人员，统称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更没有就服务人员的工作机制单独设立专职律师或公设辩护人制度。

[4]第三，法律援助机构职能配置各异。法律援助机构性质不统一有其历史原因，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始建于1994年，正值第三次和第四次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机构改革的关键时期，在精简机构的大原则下，许多法律援助机构的建立只有采取委曲求全的办法。同时，笔者在归纳过程中对较为细节和我国暂时还未有制度基础的职能予以删减，如编写和分享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的优秀实践抵押留置等。[12] 樊崇义：《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建构与展望》，《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6期。

1.域外经验：英国、日本管理职能配置概况 在世界范围内，法律援助工作的主管机构大致包括：司法部（或其分支部门）、律师协会、公设辩护人机构、法律援助委员会、法院等。其后，云南省顺利建立全国第一个省级法律援助工作管理局，截至2010年4月，全国32个省级法律援助管理机构中共有22个纳入司法行政机关序列。

2009年我国法律援助机构联合律协等组织开展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等计划，招募律师及应届毕业生志愿者派遣到无律师县或中西部律师人才短缺的地、市、县专门从事法律援助工作，截至2014年6月，全国174个县无律师问题已经全部解决，实现了律师法律服务县域及以上区域全覆盖。[24]贵州、青海、甘肃、江西、安徽等省每10万人拥有的律师不到10人，最少的是西藏，只有4.6人。这一论断是否准确？ （一）以责定权：法律援助机构承担行政职能 以责定权、以责定利是组织资源配置的基本逻辑，即权力、资源的配备必须服务于其承担的职责。然而这一原则性的规定，未明确司法行政机关与法律援助机构之间的职能配置，难以有效指导实践，不同地区之间对此也存在较大分歧。

[34] 桑宁：《法律援助管理体制研究》，《中国司法》2008年第6期。根据该法，委员会向司法部报告工作，大法官[44]对委员会的表现向议会负责。不仅如此，司法实践中对法律援助机构不予提供法律援助的决定已经多次作出行政诉讼案件的裁判，[36]完全承认受理、审批法律援助申请这一具体行政行为的可诉性。[35]法律援助机构应当被赋予何种机构性质，应首先从该机构行使的职能加以考察。

1.法律援助机构与法律援助管理机构辨析 法律援助机构（legal aid authority），根据联合国《刑事法律援助示范法典》的定义，应当是为管理、协调、监测法律援助服务提供活动而成立的主管机构。（二）法律援助（管理）机构设置：一元制抑或二元制 机构设置格局直接影响法律援助管理职能在不同主体间的分配。

虽然应然状态下应设立行政机构性质的法律援助机构，但是管理体制改革涉及人员分流的压力等现实问题，无法一蹴而就，而是处于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以广州法律援助处为例，1997年广州法律援助中心成立后，为进一步明确政府责任，该中心更名为广州市法律援助处，由市司法局隶属事业单位改为市司法局的隶属行政机构。

是时，我国在已建成的法律援助机构中，还有很多机构欠缺规范的工作条件。[45]该国于2012年对法律援助制度进行了大幅度改革，制定了《法律援助、罪犯量刑和处罚法案》，法律援助管理职能将不再由法律服务委员会行使，改由大法官全面负责民事及刑事法律援助计划的管理工作。在现行英国体制下，大法官兼任司法部部长。未来我国应当在现有的法律援助机构人员配置的基础上，以管理岗位与服务岗位进行二分，服务人员应当专注于办理案件，不应参与管理工作。将法律援助锁定在最需要帮助的人身上。这一主张早已为多个地区所采纳，足以证明其具备现实的可操作性。

[48] 由于行政管理体制的差异，对于英国执行局（executive agency）制度有必要予以简要介绍，以便全面理解英国法律援助制度变革。而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律援助中心则主要负责接受法律援助申请并向律师事务所指派法律援助案件，基本不负有政策制定职能。

然而，我国对于这一领域的相关问题未能有清晰的认识，相关研究尚显不足，法律援助管理体制尚待理顺。实践中，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问题： 一方面，法律援助管理机构涌现，机构设置混乱。

赵常成，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参公事业单位作为一种特殊的事业单位，承担的公共事务管理职能与行政机关承担的行政管理职能一定程度上具有同质性。

日本于2004年起实施《综合法律援助法》，并于2006年根据该法成立日本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援助机构在履行双重职能时，实践中出现了两种相反的现象： 一方面，有些地方由于法律援助机构人员有限，无法兼顾双重职能。日本法律援助中心主要负责法律援助管理工作，同时，该中心在2006年首次确立了专职律师制度，承担一定的服务职能。[46]具体而言，改革的主要原因是：法律服务委员会（LSC）是根据1999年《接近正义法》建立的非部门性公共机构（NDPB），旨在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运行法律援助工作。

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于2017年10月发布了《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要求进一步扩展刑事案件辩护律师参与。由于分设法律援助管理机构与法律援助机构的做法在管理体制上存在理论及实践上的缺陷，因此，全国范围内的司法行政机关并未采取同一设置方式，使得我国地方法律援助机构设置呈现多元化的现状，如某些地方实行一元制，设立法律援助处。

其后，全国各地纷纷订立了有关法律援助的试行办法或规定，并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建立起相应的法律援助机构。第二，这一配置符合司法部历来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精神。

[40] 3.政策制定职能 （1）制定关于法律援助提供的优先顺序、种类、方法、程序、资格、费用分担的规则。同时，法律援助机构的理事会应当负责制定法律援助政策以及监督法律援助服务在全国范围内的实施。

第二，执行局具有管理上的自治权，以限制部长和高级文官们对执行局日常管理事务的不必要介入，强化决策与执行的分离。指导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等。与此同时，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人员是否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办案能否领取办案费用等质疑在服务人员专职化下将不再具有讨论的价值。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中明确提出，推进政府机构改革要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要求，紧紧围绕职能转变和理顺职责关系，进一步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规范机构设置，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完善行政运行机制。

目前全国范围内行政机构性质的法律援助机构占51%，行政机构化的趋势有了长足的发展。我国刑事案件辩护率长期处于较低的水平，一般认为全国的律师辩护率在30%左右[27]。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的通知规定：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政府应当采取措施积极推动法律援助工作。

（3）监督法律援助服务的提供情况。支持性职员不是律师，他们在公设辩护人实施辩护活动时提供帮助，如调查员、律师助理、行政管理人员、秘书等。